乡村遗产蕴含超越时空的价值，如治理智慧、生态贡献、文化认同等方面内容，体现了乡村遗产的多重社会功能
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，应尝试理解、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，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
乡村遗产是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，也是研究乡村人地关系的可读文本。它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，由当地居民通过独特的生产、生活方式持续作用于一定自然环境而形成的，不仅包含山水、建筑、植被等有形要素，更蕴含生产技术、生活智慧等人文要素。近年来，大众对位于乡村的文化遗产的关注度越来越高。在学术领域，我们常将其界定为乡土建筑、传统村落、村落文化景观等概念，反映了以历史、艺术为中心的遗产认定标准“生活化”“日常化”的转变趋势。
乡村遗产的活化利用事关乡村振兴，近年来涌现出一些有益尝试。从2012年开始，国家分批公布了数千个传统村落，并对这些古村落中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成片有规模的古村落实施优先保护，首批选择了51个村落，第二批将达到100处。其中，比较典型的尝试如“拯救老屋”行动，针对古村落中的老房子进行保护。村民自愿申请，浙江古建筑研究院作为技术支撑，不仅评估整个项目方案，也承担培养乡村工匠的责任。
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，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、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，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。
让乡村遗产融入居民日常生活
自古以来，乡村田野都是人们生产生活之所在。乡村遗产的产生和发展深刻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。
永泰庄寨是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地域性防御式民居。从传统民居谱系来看，属闽东民居范畴。152座庄寨主要分布于永泰县的大洋镇、同安镇、嵩口镇等乡镇，其中，仁和庄、昇平庄、积善堂、绍安庄、中埔寨5座庄寨以“永泰庄寨建筑群”之名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数十座庄寨被列入各级文保单位。
永泰庄寨的建设，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。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，开始建造居所。由于人口增加，人们继而在祖居周边新建房屋，供后代居住。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。永泰县盖洋乡珠峰村珠峰寨族人回忆：“寨子外的石头墙有两三米高，石头都是当时从山里挑回来的，工程浩大。”
东洋乡周坑村绍安庄族人认为：“若没有庄寨，凝聚力就淡了。没有老房子，大家在思想上对家族共同的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视。”这种凝聚力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，永泰庄寨正是“家文化”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。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，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。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残损现象，我们采取的保护手段，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，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，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参与感。
在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下，如今许多庄寨成立了各自的庄寨保护与发展中心，即庄寨理事会。成员大多数由该庄寨的家族成员组成，对内负责召集、协调和组织各类保护活动，对外负责对接政府和企业。被组织起来的当地居民，有的以传统工匠身份参与，有的作为庄寨日常使用者负责维护监督。即便是非文保类的庄寨民居，在村民自筹资金为主的前提下，秉持“不设计、不招标、不外请、不外买”的“四不”做法，同样降低了修缮成本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乡村遗产真正融入了当地居民日常生活。
凝结人与自然的相处经验
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，将乡村视为变化着的活态景观系统，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、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，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。
对当地居民来说，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，蕴含着他们和自然共处中摸索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。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，包括气候、土壤、水体、石材、动植物等，如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、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、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。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、亲近自然的观念，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，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。
贵州石阡县楼上村就是典型代表。贵州省地形以山地为主，拥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。楼上村，不同于侗寨苗村，是典型的汉族移民村寨。明弘治六年(1493年)，一支源自江西的汉族周氏在“江西填湖广”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历史移民潮中辗转入黔，最终定居于贵州思南府寨纪(楼上村古称)。楼上村在与廖贤河保持距离的山坡处选址，坐拥大片梯田，其间的山水草木，不仅给予了人们基本的生存载体，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便利的物质材料。龙洞湾、天福井、野猫洞等天然泉眼，是楼上村民主要的耕作与生活之源。村民以分导建渠的方式，依循着地势与水源高程的差异，将耕地分为稻作、旱作分片轮作，有序合理地保证了不同空间和时间下水和土地的有效利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