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到了3月第二个星期日，一年一度的国际天文馆日。在蕴含广义相对论概念的新馆大楼映衬下，老馆球幕影院巨大的穹顶略显沧桑。
球幕影院热映的“大片”《宇宙大爆炸》，记者在年前幸运地看了首映，直到寒假即将结束时才又“抢”到票，复习当时遗留的各种疑问。
用导演宋宇莹的话说，“看不太懂就对了”。天文馆，确实是个值得一来再来的地方。
没听错，天文馆就是天象厅
在北京天文馆新馆于2004年建成后，网上曾有人诟病“偌大天文馆就是个大电影院”，当时朱进馆长曾为此解释。毕竟，作为中国第一家天文馆，它被赋予了太多意义与希冀。
其实，天文馆诞生时，就是天象厅。
20世纪20年代，著名光学仪器生产商卡尔蔡司公司的工程师瓦尔特·鲍尔斯费尔德发明了天文馆的投影仪和球幕。1923年10月21日，首个天象节目在慕尼黑的德国博物馆公映。
最开始设置天文馆的目的就是虚拟星空，在虚拟星空的基础上，再讲一些故事和知识。毕竟，大多数生活在现代化城市的观众，对夜空的本来面貌了解并不多。
哥本哈根天文台台长埃利斯·斯特伦格伦曾在《蔡司天文馆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它同时是学校、剧场和电影院，它是天穹下的课堂，是以天体为演员的戏剧。”在英文里，天文馆一词是planetarium，和天象厅是一个词。后来，天文馆才以天象厅为核心，发展出展览、科普等其他活动。
天象节目数字化，是为了科学可视化
尽管距离鲍尔斯费尔德的发明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，现代天文馆的运转方式仍然与最初的设计十分相似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投影系统的技术提升和天文学研究的进展，天文馆也经历了显著变化，光学天象仪被替换成数字天象仪。
北京天文馆的数字工作室就是2004年随着新馆落成而成立的。宋宇莹介绍，之前的放映内容都是基于光学天象仪，只能模拟以地球为核心看到的星空。天象厅里的斗转星移，动的是天象仪。原理就像纸杯扎好多眼儿，中间点亮一个灯泡，杯子一转，星星不就转了？当然实际的光学部件要复杂得多，得让对焦、孔洞更精细，能模拟大的、小的、亮的、暗的各种星，还能闪烁……2004年之前天文馆的节目都是星空配上幻灯片，虽然也可以拼接成一个全景的影像，但全是静态的。“我们开始学习所有跟数字展示相关的制作技术，这简直就是另外一个行当了。不过，放映还是这个(球幕)环境。”
数字天象仪最初也只能投星空，最大的进步是可以以任何地点为视觉核心投影，可以模拟在星空里穿梭，位置都是基于天文星表的。北京天文馆引进的数字天象仪原配的星空只能投实时画面，而且因为版权问题，不能在此基础上做节目。所以数字工作室又重新做了一套星空系统，“这是我们所有影片制作的基础，从2004年开始做，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”数字工作室工作的重心，慢慢转移到在星空基础上加入更多科学可视化的内容。
什么是科学可视化？宋宇莹解释：“比如要跟大家讲地球的磁场。受太阳磁场影响，地球在空间运行的时候，磁场会变形。变形成什么样子？如果只是在动画软件里‘捏’一个，哄小朋友说这就是地球磁场也行，但它的运动状态不符合物理规律。毕竟我们不是做动画片，所以必须要保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，所有产出的视频，尽量从最大程度上依照科学的逻辑。”《宇宙大爆炸》也秉承了这一理念，“每一个像素都有数据支撑”。
科学“搬运工”的日常
经常来天文馆的人，面对排片表上已耳熟能详的节目，总觉得更新太慢。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天象厅数字科普节目创作团队负责人，宋宇莹坦言感到压力，但更多的是兴奋，“基本上一部片子周期差不多是两年，当然这只是制作周期，在制作周期之外，策划很早就开始了。比如《宇宙大爆炸》，从最开始有这个想法，酝酿了10年。有想法之后就会慢慢积累相关的素材，除了素材以外，还会储备一些相关知识。需要了解当前中国的宇宙学研究到什么程度，能够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技术支持。同时关注国际上宇宙学进展，会不会对之前的理论有一些推翻性的观点，总之得不停充电。”
“现在天文爱好者越来越多，对科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这个片子较之前的几部是跃了一个台阶，也圆了我自己一个梦。”宋宇莹说，“我们做片子，相当于做‘翻译’，通过球幕、影像、解说、音乐，我们所有的手段，把天文学家那些理论与发现转化成观众能理解的东西。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搬运工的工作。”
